CEO致辞

常言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某种视角而言,“上下五千年”之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教化衍入教育史。据史载:商祖契奉帝舜命而“敬敷五教”,此应为开中华人文教化之端,并由此确立了中华民族纵横血缘五伦之序,亦为后来中国儒学“三纲五常”思想之基。

“教化”者,“教”与“化”合谓之也。“教”者,《说文》释曰:“上所施,下所效也。”意即,“在上者制定颁行,在下者奉行仿效。”所谓“化者”,是转变人心,转变人的习惯性观念。可见,“教化”对于一个民族的文明而言,是个时空遐迩的绝大工程。古人有曰:“教化出圣人。”说的是在漫长的教化普施过程中,必然会有“圣人”出现,否则教化将无所依,无所据,无所示。仅就商周而言,在“知、仁、圣、义、中、和”极其宏大的“泛德理念”的渐次形成和德化普施过程中,先后诞生了诸如皋陶、尹伊、箕子、周公、老子、孔子等圣人。

“圣人”者,其“圣”在于“立言”,即确立某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甚或是具超时空意义和思维穿透力的思想体系。如:周公在文王演“易”的基础上,确立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体系,从而构建起中华古典哲学殿堂的框架;老子创立了以“人天合一,道法自然”为思想精核的、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中国道学思想体系;孔子创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思维元素的儒家思想体系,从而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文架构形成提供了龙骨梁脊。正是由此所谓圣人之立言,才滔滔衍生出春秋以降,战国诸子百家及再后一些的刑、名、兵、法、农等等诸流派学说之形成。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为其后中国社会的文明演进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储备。即便对于今世和未来的社会发展都具有着无法估量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教化”于社会,于民族文明之空间拓展,其功之弥大!

然而,随着一个社会和民族物质文明的进展,泛化的教化必然会自然衍入细化的“教育”,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其体现于“立业”,而“立业”需要的是大量的精英,“精英”唯教育之所出。若言中国教育之发端,大概应以孔圣设教为始。“贤人七十,弟子三千”,“有教无类”,无疑当为中华教育史之启发,孔子教下之所谓“贤人”,即应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

我们说“教化”衍入“教育”,主要是指“圣人立言”,即“圣人”的说教——圣人的思想和观念之衍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教育史磐石般的教材及深层次的思想主脊,甚或是思维模式。这种铁铸般的教育定式在中国两千年儒学教育史的过程中风吹不动,雷打不动,尽管改朝换代,而与这铸铁般的教育定式,无非是时而锈迹,时而闪光而已。此种现象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言,足可谓之“中国特色”。

自孔圣设教以降,中华教育史上数位里程碑人物用他们的教育理念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后人尊称为“董子”,汉景——汉武间人,是将中国教育强力纳入儒学铸范的第一人,亦是将教育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全的第一人,大约亦是第一个将儒家六经正式选定为教材的人。其教育宗旨是“以人安仁,以义正己”。因其与中国两千年间的儒教社会架构相适应,因此尽管历经血雨腥风的换代,董子之教学体制及理念都得以风雨无阻,长入至今。

在接下来的中国教育史上,两宋期间,以北宋之程颢、程颐,南宋之朱熹、陆九渊等为代表人物展开的关于“教育”宗旨,泛及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大讨论,于今仍颇具启迪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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